在灿若星河的晚明文坛上，汤显祖和屠隆是两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、戏剧家，有着许多相同的经历，皆为进士，都做过知县，他们关心民生，颇有政绩，但都是官场失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交谊很深，文学成就斐然，他们都有着“崇尚性灵”的文学主张。 一、汤显祖和屠隆的交往 　　万历五年，汤显祖进京会试时与屠隆结识，此后交情日深，以后结为至交。 屠隆(1543—1605)，字长卿，号纬真子，宁波鄞县人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进士，而早有学名的汤显祖谢绝为宰相张居正为其子的延致，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。屠隆曾任颖上、青浦知县，迁礼部主事。为官清正，关心民瘼。离任青浦知县时，当地士民数百人尾随送别至太仓。他才思敏捷，“生有异才”、“落笔数千言立就”，“诗文率不经意，一挥数纸。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，各赋百韵，咄嗟之间二章并就，又与人对弈，口诵诗文，命人书之，书不逮诵也”。① 　　万历十一年，屠隆擢升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，而汤显祖正在北京礼部观政。两位神交已久的才子，终于有机会朝夕相处，他们对朝政有着相同的看法，汤显祖说：“君门如水亦如市，直为风烟能满纸。”屠隆说：“长安人事，如置奕然，风云变幻，自起自灭，是非人我山高矣。” 　　屠隆才情了得，风流倜傥、不护细行，在晚明那个淫风甚炽的年代，才子寄情勾栏，是非常平常的事，但万历十二年十月，早年对屠隆心存芥蒂的刑部主事俞显卿给万历皇帝上一道论疏，称礼部主事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，“翠馆候门，青楼郎署”，言辞不仅有失文臣体面，而且其中媟语还牵涉到勋戚闺帏。此道论疏万历皇帝看后大为光火，不仅将屠隆贬斥，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。当时在南京太常博士任上的汤显祖听此消息后，遥寄了一封书信《答屠纬真》劝勉屠隆：“ ……我辈终学当醉以桑椹，噤其饥啸耳。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。江海萧条，大是群鸥之致。” 　　万历十二年十一、二月间，在南京太常博士任上的汤显祖写了长诗《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 》：“赤水之珠屠长卿，风波宕跌还乡里。岂有妖姬解写姿？岂有狡童解咏诗？机边折齿宁妨秽 ，画里挑心是绝痴。古来才子多娇纵，直取歌篇足弹诵。”对屠风流淫逸，没有丝毫的责备，而是抱以深深的同情。 　　次年三月，在汤显祖《送臧晋叔谪归湖上，时唐仁卿以谈道贬，同日出关，并寄屠长卿江外 》一诗写道：“长卿曾误宋东邻，晋叔讵怜周小史。自古飞簪说俊游 ，一官难道减风流。深灯夜雨宜残局，浅草春风恣蹴球。”从“一官难道减风流”诗句看，汤对这屠长卿和臧晋叔的风流韵事，认为岂能为一芥小小官职而失去风流惬意的如梦生活，明代沈际飞曾评说“一官难道减风流”是“妙解，人不曾说。” 　　万历二十一年，汤显祖自徐闻典史量移浙江遂昌知县。当时的遂昌，“邑在万山壑”中，汤显祖经过几年整治，赋成诉稀，百姓生活安宁，他在政务之余“借俸著书”，过着悠哉游哉的“仙令”生活。蜗居山城小县的汤显祖并未忘却屠隆，写了书信《柬长卿》：“北洗竹林寺以待足下，竟成子虚。 羊沟蚹谷，何得赤水之珠？” 　　万历二十三年三月，屠隆如约来访，汤显祖与屠隆煮酒纵歌。两人一起在灯下共同研读董解元《西厢记》，“古厅无诉，衙退，疏帘，捉笔了霍小玉公案。时取参观，更觉会心。辄泚笔淋漓，快叫欲绝。何物董郎，传神写照，道人意中事若是。适屠长卿访余署中，遂出相质。”②有着同好两位戏剧家聚首山城，彼此交心，互相质询，两人获益匪浅,此次会谈，促成了汤显祖创作思想的飞跃，他们都认为董解元《西厢记》的精华是“情”，汤显祖从中认识到情被“理”缚的社会实际，而萌发了创作《牡丹亭》激情，屠隆也激发了再次创作传奇的欲望。屠隆本想与汤显祖恣情畅游，因屠隆“忽念太夫人”而回乡。这年秋天，屠隆再次造访遂昌，两人遍访遂昌青城山、白马山、妙高山和三台寺等古迹名胜，所到之处留有诸多诗篇，汤显祖和屠隆还同为周氏先祖兄弟二人题写像赞。 屠隆在遂昌居留十余天后，在绵绵的秋雨中，汤显祖送别了屠隆，汤显祖在诗《秋雨九华馆送别屠长卿，便入会城课满》、《平昌送屠长卿归省》，表达了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情景。 　　万历三十三年，屠隆因生性风流、生活糜烂，害了所谓“情寄之疡”（当时“梅毒”的雅称），被此“贵恙”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诗《长卿苦情寄之疡，筋骨段坏，号痛不可忍。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，戏寄十绝》，共十首，遥寄给在病榻中的屠隆。这首诗看似调侃的口吻，却也表达了朋友间关切，为他深感痛惜。汤显祖的另一首诗《为屠长卿有赠》：“望若朝云见若神，一时含笑一时嗔。不应至死缘消渴，放诞风流是可人。”也表达了同样意思。 万历三十四年，汤显祖的《玉茗堂文集序》付梓，汤显祖邀请屠隆作序，屠隆欣然应允，序中对汤的作品赞赏有加：“乃近者义仍玉茗堂一出，余一见心折。世果无若人，无若诗，多所睥睨，非所过也。义仍才高学博，气猛思沉。”“其格有似实奇，调有甚新而不诡。语有老苍而不乏于恣，态有织稼而不伤其骨。”③对汤显祖为人、为官和作诗也持礼敬的态度，认为汤显祖“气节孤峻”、“洒焉自适”、“为政简易、大得民和”和“诗道亦且日进，登峰诣极”；对遂昌的风土人情则称赞为“邑在万山中，人境僻绝，土风淳美”。 二、汤显祖和屠隆相同的文学主张 　　明代中后期，社会承平以久，社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城市商品经济趋于繁荣，江南到东南沿海一带，在某些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。城市社会风气的变化由 “风俗醇厚”转向讲究奢华。与社会风尚变化相随的是新文化思潮的出现，突出的代表是明代文学的复古运动，即反拨宋代的理学文艺，主张摸拟唐代，讲究形象，讲究意境，主张个体感情的抒发，即“自然之性”的舒放，肯定人之性、欲、情，尊重普遍人性。 　　末五子的屠隆、赵用贤追求“性灵”文学，其“自适己性”、“师心独运”诗观可称公安派诗论的同声前奏，王世贞评说，其诗有天造之极，文尤瑰奇横逸。屠隆对“性灵”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，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，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，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。王、屠诸人的性灵之论，对袁宏道有着深刻的影响，但王、屠都具有所谓“沿王李之涂饰，而又兼三袁之纤佻。”④有格调而及性灵的过渡特征。如《杂感》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“轻薄子”纵情酒色，宣称“行乐度年光，诗书不足观”，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。 　　作为开公安派之先声的汤显祖，早年曾师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，而后深受著名哲学大师达观和李贽的思想影响，文艺思想上注重性灵而反对复古摹拟，与屠隆、梅鼎祚、沈懋学、袁宏道等人相友善，特别是屠隆、汤显祖和公安三袁等都与心学存有不同程度的学缘联系。 　　汤显祖在反对前后七子的摹拟复古，在《合奇序》中说：“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。耳多未闻，目多未见。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，宁复有文章乎？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。自然灵气恍忽而来，不思而至。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状，非物寻常得以合之。”在《序丘毛伯稿》说：“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，全在奇士。士奇则心灵，心灵则能飞动，能飞动则下上天地，来去古今，可以屈伸长短、生灭如意，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。” 提出了文章的“自然灵气”、“生机”。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尊情、抑理、尚奇，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，他将“情”与“理”放在对立的地位上，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。“是非者理也”，“爱恶者情也”，情与理并非并行不悖，而常是“情在而理亡”（《沈氏弋说序》）。“第云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所必有邪？”（《牡丹亭记题词》 尊情抑理，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，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。另外，与尊情相联系的，是强调“真”。因为情的特点就是真，而在理的约制下，常产生虚伪。尚奇主要是强调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，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，同时有偏重主观想象的浪漫倾向。 　　汤显祖再三强调人的情感需要，肯定人的审美欲求，这正是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拨，是对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的挣脱与释放。 　　汤显祖和屠隆在文学创作中体现相同的文学思想，汤显祖的诗歌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，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，屠隆的诗歌多讴歌及时享乐，用笔舒放，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，在小品文创作中强调言为心声，随兴而发，充分体现了个人人格和社会风情。徐渭首先发其端绪，李贽、屠隆、汤显祖等扬鞭于后，“公安三袁”则更是高扬“性灵”大旗，在社会上掀起声势浩大的小品文运动。 公安派诗人袁宏道在《叙小修诗》提出了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文学主张后，随后徐渭、李贽、于慎行、汤显祖、屠隆等纷纷发表类似的议论，王思任有“诗以言已者也”（《王季重十种·杂序·倪翼元宦游诗序》），屠隆有“诗取适性灵而止”（《由拳集》卷十二《寿黄翁七十序》），创作的主体意识明显加强，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随之而鲜明。与此同时，小说、戏曲中突出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也陆续亮相。 三、汤显祖和屠隆的戏剧创作 　　汤显祖戏剧创作《临川四梦》中最负盛名的是《牡丹亭》。屠隆所著的《昙花记》、《修文记》和《彩毫记》三种,总名《凤仪阁乐府》，最著名的是《昙花记》，它写的是唐木清泰弃官求道,苦修10年,与妻妾均成正果之事。 　　汤显祖《牡丹亭》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具有震撼人心艺术感染力的佳作，自它问世起，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不但为众多的文人雅士所激赏，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，明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：“汤义仍《牡丹亭梦》一出，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，娄江女子俞二娘读《牡丹亭》而哀感身世，含恨而死；杭州女艺人商小玲演此剧时想到自己的遭遇，悲恸难禁，竟然猝死在舞台上。 　　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是主情，《牡丹亭》描绘了对封建礼建的冲击，它包含了人性的解放精神，剧中对杜丽娘对于柳梦梅由“欲”到“情”持充分肯定，杜丽娘并不是先爱上柳梦梅，才有冲破“男女之大防”的选择，而首先是难耐青春寂寞，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与柳梦梅的梦中幽会，恣一时之欢，由此蕴育了生死不忘之情。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，肯定和礼赞女性的性爱之“欲”难能可贵。 　　汤显祖的戏剧，剧情跌宕起伏，意境优美，文笔精粹清雅、典丽，在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中，多用唐人诗句点缀，信手拈来，妥帖吻合，吴舒凫说：“试观记中佳句，非唐诗即宋词，非宋词即元曲，然皆若若士之自造，不得指之为唐、为宋、为元也。”⑤历代以来，《牡丹亭》盛演不衰，一直为读者和观众所喜爱，特别是文人常将它当作案头书，把赏不已。 　　《牡丹亭》也存有微疵，全剧五十五出，结构显得松散冗长，特别是后半部分李全兵乱、杜宝平叛的内容，与爱情主线游离。最后的柳梦棋逢对手中状元、皇帝下旨完婚的也落窠臼。 　　在用韵上也存在不足。明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：“奈不谙曲谱，用韵多任意处，乃才情自足不朽也。”虽然在创作过程中，汤显祖也曾有“自掐檀痕教小伶”、“自踏新词教歌舞”，但他缺乏自身舞台表演的经验，在唱腔和格律方面不尽完美。臧懋循在《元曲选序》说：“汤义仍紫钗四记，中间北曲，浸浸乎涉其藩矣。独音韵少谐，不无铁绰板唱‘大江东去’之病。”“此案头之书，非筵之曲。” 　　王骥德又云：“临川之于吴江，故自冰炭。吴江守法，斤斤三尺，不欲令一乖律，而毫锋殊拙。临川尚趣，直是横行。组织之工，几与天孙争巧。而倔曲聱牙，多令歌者咋舌。”沈璟为协昆腔格任意更改《牡丹亭》原著，使汤大为不快，而后两人互相斥责，最终引起一场唱腔和格律的争辩，即所谓“汤沈之争”。 　　作为同时代的剧作家屠隆精通音律，家有戏班，花钱聘着名角，自己还曾粉墨登场，客串红毡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他写戏主张“针线连络，血脉贯通”，“不用隐僻学问，艰深字眼”。他深谙编剧门窍，懂得观众口味，几部传奇，如《昙花记》、《修文记》、《彩毫记》，都曾“大行于世”，叫座京城，声名大噪。屠隆创作也有许多不足，如关目芜杂，结构散漫,文词典雅华丽, 徐麟《长生殿序》）批评说《彩毫记》“其词涂金缋碧，求一真语、隽语、快语、本色语，终卷不可得也”，祁彪佳《曲品》说《昙花记》是“学问堆垛”。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，有时整出戏无一曲，尽用宾白演出。由于屠隆有近乎科班出身的职员的优势，他的戏剧声名、卖座都略强于汤显祖。 　　时过境迁，现在知道汤显祖的人大有人在，而知屠隆者却寥寥无几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　　从创作的主题看，汤显祖剧作中抨击封建礼教、赞美人性解放和肯定“欲”至“情”等人本主义色彩极为深刻，而屠隆的几部传奇大多崇尚道释、劝喻教化。《昙花记》写弃官求道、《修文记》写蒙曜女湘灵一家潜心修道，共占仙班事。这两部传奇极陈因果，专为劝喻教化世人，名为传奇，实为法曲，有浓重的道释色彩，并无积极意义。《彩毫记》主要写大诗人李白，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。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，但主要人物李白，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，刻画得比较成功，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。也有人以为《昙花记》形式上为流行的神仙故事，但其中内含曲隐寓甚，当时非深知屠隆的人不能破译，后人更难以解读其内在深奥了。我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，对于饱受封建礼建桎梏束缚的人们，多么想挣破这个牢笼，渴望人性回归。虽然在过去这些良好的愿望很难实现，但在汤显祖的戏剧中可以圆这个奢梦，无怪乎在晚明以后，人们更喜欢上演和观赏汤显祖的戏剧，而屠隆写仙写道的戏剧却很少有人问津了。 　　从创作的手法而言，汤显祖的戏剧浪漫主义色彩更加浓郁，在《牡丹亭》中有奇幻莫测的故事情节，杜丽娘由梦生情、因情而亡，一灵不灭而又因情重生，这种“生而死、死而生”生命个体的大起大落；诗情浓郁的语言，如为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两出，把春日园林的明媚春光，杜丽娘的伤春感情和内心深处的隐秘融为一体，用艳丽而精雅的语言写就。屠隆的传奇中故事情节平淡得多，大多按照常式思维编创，传奇虽然亦有一些华美语句，但情景相生、互相交融却很少见。 　　从戏剧作品的流传来看，汤显祖、屠隆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作品流传靠的是剧本的上演和刊印，要想鉴别高下，是要具备基本的格律和音韵知识的，随着时间的变迁，戏剧趋于衰微，特别是当今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，人们欣赏这些晚明时期创作的剧本基本要靠看文学作品，欣赏汤显祖的戏剧主要是领略其文学创作的思想意境、人物形象和结构语言，一般的读者不会去研究他的格律和唱腔一类，无怪乎当初声名、卖座不及屠隆传奇的汤显祖戏剧，在今天却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了